來源：中國新聞周刊
以城市有機更新的名義，義烏計劃三年內整治工業區2萬畝
數以千計的中小企業面臨生存危機
當小商品之都不再寬容小商品制造業
義烏還能保持其地位嗎
10月27日，義烏市廿三里街道下朱宅村，已經拆遷完畢的廠區。攝影/本刊記者 蘇杰德
義烏小商品制造的生存危機
本刊記者/蘇杰德
發于2020.11.16總第972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以義烏的小商品市場——國際商貿城為中心，全市星羅棋布的分布著大大小小的工業區。全球的市場需求反饋到義烏，這些工廠立刻就能響應，制造出物美價廉的商品。從工業區到商貿城，開車時間少則5分鐘，多則一個小時，這就是義烏小企業與全球市場的距離。如今，這種產業模式遇到挑戰。
在距離義烏小商品市場約4公里的荷葉塘工業區，眾多企業主不得不停下腳步，放下擴張生產線的計劃。今年，市場傳出工業區土地和廠房將被征遷。根據這份拆遷計劃，荷葉塘的地塊今年12月底前完成收購，明年3月份企業就要搬走。
實際上，荷葉塘工業區只是義烏要拆遷的工業區之一，同樣的一幕在距離義烏國際商貿城大約30公里的赤岸鎮工業區上演。“沒有想到拆遷會發生到我們身上。”赤岸鎮的企業主段離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他以為靠近城市的黃金地段工業土地才受到“青睞”，沒想到鎮上也要拆。
段離介紹，像他這樣的宗地主（擁有工業用地使用權）還能獲得較多補償，但那些租賃廠房的企業處境就悲慘多了，“義烏已經難以再找到新的工業廠房，即使有也可能會拆遷，而義烏周邊縣市的土地價格也順勢上漲”。
進退兩難的企業家
“搬遷的信息非常突然，媒體6月發布了信息，7月份街道工作人員就上門征求意見。”荷葉塘一家飾品企業負責人田豐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在這份方案中，義烏要加快主城區有機更新，福田街道荷葉塘工業功能區區塊將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收購。
田豐起初還不在意，當其他工業區開始拆遷的時候，他才著急起來，“我們業主商議后，去街道辦和市政府了解情況。街道辦的反饋模糊，他們說是突然接到市里面的消息，也不清楚具體情況。當我們去找市政府的時候，市政府又讓我們找街道，兩方推來推去。”
荷葉塘工業區是義烏占地面積最大的工業區之一，占地1166畝，共有工業宗地152宗，涉及企業836家，員工1.8萬人；除152家宗地中小企業外，承租企業684家，去年規上工業總產值9.81億元。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，義烏市常住人口為123.4萬人，荷葉塘拆遷就牽涉到義烏常住人口的1.5%。
田豐的工廠十幾年前還是農村的家庭作坊，規模擴大后在工業區租房，近幾年才在荷塘工業區購買了土地。根據合同，他的企業擁有這塊地30年的使用權。
飾品是“義烏造”的主打產品之一。義烏市委黨校市情研究中心主任周松強撰文介紹，義烏共有飾品生產經營及配套輔助企業八千余家，其中生產企業三千多家，從業人員約15萬人，產品主要包括胸針、項鏈、頭花等，種類超過80萬種，年產值超200億元。
田豐拿著工廠的產品說：“別看這一個產品的價格只有幾厘錢，但我已經做了近20年。市場對于它的需求有增無減，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間，人們待在家中，對于手工配件的需求明顯增多。”為此，田豐還準備增加產能。荷葉塘工業區拆遷曝光后，田豐的廠子被劃入整治拆遷名單，企業正常的生產被打亂，預定的擴產計劃難以實現。
與田豐積極爭取權益不同，荷葉塘工業區一位制筆業負責人則沒有時間去做這些，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“社區工作人員上門談的時候，讓我們1月份就搬走。我反饋的意見是，最起碼給兩年時間，買廠房要花幾千萬元，短期內哪里來這么多資金。對于我們來說，今年疫情帶來的損失嚴重，能夠穩住，活得下來，才是當下重要的工作。”
義烏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局長張黎明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荷葉塘工業區是否征收，政府還在調研摸底階段，沒有發布政策公告、征收規劃，“如果要征收，肯定是按法定程序來做”。他介紹，工業用地只有兩種征收辦法：一是按土地管理法規定，為公共利益需要征收，先發布政策公告，再收回土地使用權。另一種方式是收購，企業和政府談好條件后，由企業提出申請。
但是，無論哪種方式，短時間內遷走這么多企業，難度非常大。一位義烏長期從事土地征收的人士認為：“如果按照法定程序，就沒法遷走這么多企業。”實際執行中，基層部門往往會先行動。
義烏蘇溪鎮華神工業區塊，有4家宗地企業的老舊廠房，其中共有承租企業39家，12家個體工商戶，該區塊總面積約100畝。義烏當地媒體報道，“一名工作人員回憶，為順利推進項目開展，每家企業他們都幾乎上門走訪了20次，甚至更多。”在這種攻勢之下，鎮政府5月中旬開始行動，6月份發布拆遷公告到9月拆除，只用了三個月。
對于政府部門的做法，段離頗有微詞。他介紹，赤岸鎮政府的工作人員7月份直接去找租戶，口頭要求企業8月底前搬走，也沒有正式文件，“都沒有正式下文，你怎么有權力去趕這些小微企業？”
“從法律層面講，企業簽約獲得工業用地使用權，受法律保護。但是，政府部門出臺規章、紅頭文件，以整治的名義征收，尤其是在企業不情愿的情況下，這可能會帶來連鎖效應。”長期研究義烏產業發展的從業人士李濱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“產權安全沒有保障，會影響義烏企業的投資意愿。”
田豐說，他的工廠規模不適合在農村發展，已經無法回去，如果要搬只能到附近的區縣。因工業區拆遷，大量的企業需要新的廠房，周邊區縣的土地價格已經水漲船高。
一位消息靈通的企業負責人，在荷葉塘工業區拆遷消息出來前，就已經在義烏周邊區縣購買了100多畝的工業用地，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廠房建筑面積成本在每年每平方米1500元左右，現在的銷售價格已經達到3000元。他準備把這些廠房按層出售。以田豐需要的五千平方米為例，購買價格將高達1500萬元。
“畝均論英雄”的指揮棒
工業園區內的企業是否應該拆遷，企業畝產收益是重要參考標準。
“有些企業20年前拿了土地，如今收房租，現在很多企業卻拿不到地，我們就想安置那些正經經營的企業。”義烏經信局總工程師馮舒敏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浙江總體山多地少，可利用的土地資源越來越少，只能把原有的存量盤活起來。因此，浙江省政府才制定了畝產效益評價政策。
2014年，“畝均論英雄”改革在義烏推開。通過這一評價機制，義烏將企業分為ABCD四類，分類施策，以企業畝均效益論英雄。A類企業可以享受更多優惠政策，但對于D類企業來說，鼓勵企業主動關停退出或兼并重組。
經過5年的試點，義烏今年出臺低效工業用地清理整治工作實施方案，力爭2020年至2022年完成2萬畝以上低效工業用地清理整治計劃，這牽扯到義烏近一半的工業用地。
“就像學生考試一樣，全市有地的工業企業，畝產效益等級是自己考出來的。”義烏經信局副局長丁漢君將這種考核比喻為考試。但是，這種考試帶來的影響卻要大得多。批而未用、用而未盡的閑置或部分閑置的，畝產效益綜合評價為D類的工業用地，將被列入整治范圍。
不過，浙江財經大學副教授黃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畝產收益考核，主要目標是幫助企業轉型升級，而不是作為拆遷的依據。而且，浙江省政府制定的是指導性文件，主要考核的是規模以上企業，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對于考核數據進行調整。
根據義烏的評價體系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評價分為畝均稅收、畝均工業增加值等七個指標，而規模以下則包括畝均稅收、畝均銷售收入、噸排污權納稅額、單位電耗稅收、工業性投資五個指標。其中，畝均稅所占比重最大，百分制的考核下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畝均稅收占40分，規模以下工業企業畝均稅收占55分。
義烏畝均稅的基準值是每畝30萬元，這對于中小企業來說，考核指標并不友好。畝均論英雄政策核心是每畝地的產出。以義烏來說，一宗地內往往有多家企業，有些交稅，有些不交稅，良莠不齊。下朱宅工業區的一家企業負責人梅軍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他的企業屬于承租的廠房，去年交稅超過100萬元，僅僅算他一家企業能實現每畝地30萬元的稅收指標。但是這宗地內的其他企業很少交稅，因此在考核評價上，他所在企業的價值并不能顯現出來，也不能享受政策優惠。
他的企業也面臨拆遷搬走的問題，考察后，他選擇在金華市的金義新區內安家。這次搬遷費用耗盡了企業多年的積累：三千平方米工業用地使用權的價格是1000多萬元，搬遷期間工廠停產，工資房租還要正常支付，這給他帶來極大壓力。“這次咬咬牙，購買的是使用權，不再租房，至少不會再被趕。”從江西到義烏十多年的梅軍說。
張黎明介紹，義烏今年安排了1900多畝的工業用地，已經用完，像這種稅收100萬元的企業可能根本排不上號。但義烏考察的不只是稅收，還要看其他效益，“如果是高科技的，做芯片的，哪怕稅收一分都沒有，我們也會扶持。”
丁漢君則介紹，義烏畝產效益評價在全省排名中下，“浙江去年數據是規上企業平均畝稅30.5萬元，義烏是14萬元。”研究義烏產業發展的李濱認為，義烏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特點，決定了考核指標應該有別于其他地方。丁漢君則認為這種考慮不現實，義烏既然在浙江，也要根據這個游戲規則來做。
對企業的考核標準逐漸在提升。丁漢君介紹，原來的淘汰類企業標準是每畝稅收1萬元，今年是3萬元，浙江省計劃到2025年將5萬元以下的全部淘汰。不過，他也強調，評價和征收土地是兩回事。評價結果出來后，省里規定這一類企業的水價、氣價、電價等要漲價，企業要進行整改，“但也沒有說一定要搬遷，這不是經信局這個環節所涉及的”。
對考核標準的不斷提升，李濱持批判態度：“企業業績不可能永遠向上，市場有起有落，而且義烏小商品的產品價值不高，遞增的考核辦法不現實。”義烏一位政府部門負責人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不能只從數據上來看義烏，“義烏不像一些財務報表好看的城市，雖然GDP不高，但藏富于民。”
“很多義烏人沒有了奮斗精神”
“不只是荷葉塘。”李濱說，疫情過后，政府不僅幫助企業復工復產，還鼓勵企業增加機器設備。在政府鼓勵下，很多企業購買了新的廠房，訂購了新的設備。如今，很多企業裝修到一半只能停下來，損失很大，各個工業區都有這種情況。
對于義烏來說，如此急切、大規模整治工業用地，也與其財政吃緊有關。義烏市財政局發布的《關于義烏市201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0年預算草案的報告》顯示，政府的“財力增長根本無法滿足政府增支需要”。
義烏的收入主要來自稅收和政府性基金，其中稅收額比較穩定，增幅有限，政府性基金則成為義烏政府創收的核心來源，土地收益更是增收重點中的重點。2015年到2017年，義烏出讓土地的收益急速增加，從23億元增加到128億元。2019年，義烏土地出讓收入已經超過300億元。
一位義烏文創業負責人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政府征收工業用地，從經濟賬上面來說，比如花費5000萬收回，但可以賣兩三億元。這些土地還可以發展房地產，進一步增值。
對于義烏來說，這種土地生意最大的制約是指標不足，每年的新增建設用地有限。“義烏建設用地指標是剛性的，義烏每年的指標有5000畝到6000畝。如果靠新增建設用地，難以支撐城市發展，只能在存量上做文章。”張黎明坦言。
義烏的一家絲襪工廠。圖/視覺中國
在義烏市財政局的預算報告中，義烏今年計劃安排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278.26億元。“當前，國企面臨市場化轉型困難，自身造血功能不足，資產負債率已近75%的艱難局面，如遇市級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收，財政支持力度下降，將嚴重影響融資盤穩定和資金鏈安全。”義烏市財政局稱。政府債務負擔日益加重，義烏對于土地收益的渴求也越加明顯。
在鎮級層面，依賴土地財政的現象也非常明顯。赤岸鎮政府去年度財政收入總計2.55億元，同比減少三成。赤岸鎮政府在其工作報告中介紹原因是“未出讓商服地塊，政府性基金財政撥款收入大幅減少。”
實際上，這些工業用地整治，只有部分是再用于工業，還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用于房地產。一邊是即將被“快速驅趕”的工業園區，一邊是新建的大樓急需消化。當荷葉塘工業區的企業還在擔心是否被拆遷的時候，義烏市政府的地產平臺中福置業公司對園區內企業進行了“地毯式走訪”，加大中福廣場招商力度。中福廣場是義烏市政府打造的、由超高層寫字樓組成的金融商務區，總投資超過30億元，2014年開工建設，去年竣工。
段離說，土地價格上漲，已經改變了義烏的發展模式，“義烏人早年擺地攤，坐火車去背貨，才有了這個全球知名的小商品市場。如今很多義烏人沒有了奮斗精神，將工廠租給別人，拿著高額租金，吃老本。”
離開義烏的“打工人”
早上8點，下駱村的一個十字路口，上百人聚在一起，每當一輛車過來停下，他們就蜂擁而上。這些人大多是找零工的外地人，附近作坊或者企業的負責人會在有訂單的時候過來招人。
陳培榮今年51歲，來自江西上饒，江西“老表”是義烏最大的外來人口群體之一。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幾年前，他也是這些找工作大軍中的一員，像這樣的露天招工場合在義烏還有很多。但是，這幾年工作越來越難找。很多工廠已經搬遷到周邊的縣市，工作機會沒有那么多了。
一位義烏居委會負責人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義烏制造業環境的變化可以追溯到2015年，此前很多大工廠都是從居民區內的家庭式作坊起步。義烏之所以存在這么多家庭作坊，與其產品的市場特性有關。陳培榮介紹，看訂單招人，閑時停產，需要特別靈活的處理方式。
但政策慢慢不允許這樣的業態，一些工廠因為生產安全、消防等問題不達標而關閉。市場主體關閉了很多，但是卻沒有提供足夠的空間去引導生產，“現在做什么都要土地指標，建設用地就很緊張，這種情況下，不可能給你更多土地去做工業園。”
很多外地人之所以選擇在義烏建廠，則看中了其便利的物流條件。阿里巴巴國際事業部義烏區域經理張金銀此前接受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采訪時說，在義烏，5公里范圍內，產品發貨、報關、檢驗檢疫等環節都可以完成，而且物流有著極大價格優勢。以內貿為例，申通快遞在全國其他地方批量發貨起價3元到4元，但在義烏可以做到一單8角錢。而且在義烏這樣一個小商品集聚地，對產品設計、研發、推廣都有好處。
市場帶來了產業集聚，產業又輔助義烏成為小商品之都。浙江省省委黨校教授、義烏市人民政府顧問陸立軍對于這種模式頗為推崇，將其稱之為義烏模式。他在公開場合多次以義烏的襪業舉例，“運輸成本上漲幫了義烏的忙，使原本集聚在廣州的襪業擴散到義烏，形成新的集聚區，把一個單區域集聚變成了兩區域集聚。運輸成本上漲傷了珠三角的襪業，促使那里原本集聚的襪業擴散甚或轉移到了別的地區。”
依托于這種便利條件，義烏飾品產業呈現穩步上升之勢，在產品質量、款式花樣、原材料提升等方面與廣東呈現齊頭并進之勢。尤其在市場份額上，已超過廣東。義烏飾品已占國內市場三分之二份額，是國內流行飾品最具影響力的集散中心。在國際上，占據國際市場五分之二份額，是外商來華采購流行飾品的首選地。
但是，義烏的這種優勢正在減弱。周松強介紹，義烏飾品產業規上企業銷售額在2014年到2016年出現了下滑趨勢，但比較緩慢，“需引起高度警覺的是，2017年來，飾品產業規上企業銷售額出現斷崖式下降。2017年同比下降45.09%，2018年同比下降53.68%。”
義烏經信局副局長丁漢君認為，小商品制造業產值已經到天花板，所以義烏近些年在做產業升級，頻頻引進大工業企業，“那些中小企業經營成本上升了，沒辦法在這里生存，還是要搬出去的。浦江、東陽等地成本都比義烏低，它們不一定要在義烏。”
不過，義商智庫院長周淮山認為，義烏應該兩條腿走路，“既要引大招強，把科技含金量高的企業引進來。另一方面，義烏也不能放棄自己的制造業，它們支撐起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展。”
但是，對于義烏來說，工業興市的構想宏大，實踐起來還需要時間檢驗。義烏財政局的報告中認為：“新興產業產能尚未有效釋放，稅收收入增長缺乏新的支撐點。”
不少義烏受訪者認為，如果這些中小制造業企業沒有了，就是把義烏的根挖斷。“這些制造業企業在全球都有很強的競爭力，這種企業如果說都被拆掉了，小商品市場未來怎么發展？”一位受訪企業家質問，“義烏大陳鎮本來是中國襯衫之鄉，如今這個稱號為什么沒了？值得義烏去反思。”
（應受訪者要求，田豐、梅軍、李濱均為化名）
